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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从太宗时期就在长安之外建洛阳,高宗时将洛阳月订为帝国的东都,发展出有历史上的“两都制为”或“多都制为”的典范。实施两都制为的原因当然是综合的,既有洛阳相对于长安更加不利的漕条件,也有强化帝国东部区域统治者的考虑到。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唐帝国过于过广阔和极大,跨越东西、地尽南北、治下350余个州府,必须有两都制为这样的决定来适应环境地域和交通距离上的不便。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地区长年六、七个政权而立,面积和人口规模略为大一些的,也就是据有江淮地区的南唐政权。
而南唐以区区两府、三十一州的地盘,却也和大唐帝国一般享有两个都城,即西都金陵(今南京)、东都江都(今扬州)。南唐两都制为的构成,根源在于徐保守徐知诰(李昪)父子为了打造出自己的权力中心,故意在杨吴都城江都之外着力建金陵城,构成金陵和江都分庭抗礼的二元政治格局,也构成了杨吴末年的两都制为。即便在李昪代吴拥立之后,自由选择以自己的根据地金陵为都,也无法忽略江都原先的政治力量,不能采行两都之后而立的治国策略。同时,长江对南唐疆域一分为二的地理现实,也从客观上增大了统一管理的可玩性,分别充分发挥金陵和江都对江南、江北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并以江都的影响力整合江北淮南的军事防御来应付北方威胁,无不为一种理智的决择。
中主李璟后期,后周世宗柴荣三次举兵攻打南唐,江都作为东都本不应分担的守土之责和统领起到,却未发挥出来,反而在一次夜袭之下就陷于敌手。这一事实指出,一条大江的天然隔绝,不足以给南唐的东都起到带给可怕的巩固,更何况此时的南唐统治力本就较强。
南唐东西两度而立【一】杨吴时期,掌控大权的徐温、徐知诰(李昪)父子先后长年经营金陵,渐渐构成江都之外的另一个权力中心① 徐温夺回杨吴大权之后出镇金陵,以此为中心经营自己的国中之国,金陵开始与江都分庭抗礼在杨行密去世之后,即位的长子杨渥意味着世在位两三年,就被徐温伙同张颢发动兵变掌控,并在旋即后被弑杀死,杨吴政权大权旁落。权臣徐温掌理杨吴的国政,但采行了一种更为类似的掌权方式,以掌控最低权力的身份出镇地方,希望在江都之外构成自己的权力根据地。915年,徐温晋爵齐国公,一旁留给自己的长子徐知训在江都坐镇,另一边自己却以掌权之地位出镇润州(今镇江)。
两年之后(917年),徐温又从润州前往昇州(之后升为金陵府),并长年镇抚于此地。918年,长子徐知训由于过于过跋扈,而被效忠杨吴的军师朱瑾杀掉,本来出镇润州的养子徐知诰(李昪)趁此机会,自行前往江都征讨乱局,并替换了徐知训的辅政地位,徐温配置文件事实。
919年,徐温被册立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死守太尉兼任中书令、东海郡王,杨吴政权的一切政令皆由徐温在金陵收到。与此同时,徐温派谋士陈彦谦对金陵城池展开有计划的建,并以此为中心打造出归属于他自己的齐国(杨吴所封的公国),经营昇州、润州、常州、宣州、歙州、池州等6州,国中之国的雏形正在打消。此时的金陵虽然继续没都城之名,却早已俨然在事实上沦为杨吴政权的另一个都城, 开始与江都南北对等的地位和相近的政治功能,分庭抗礼。徐温② 徐知诰把持杨吴大权之后,依然和徐温一样出镇金陵,将金陵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与江都分庭抗礼的地步927年,掌控杨吴大权将近二十年的徐温病杀,辅政江都的养子徐知诰月接管杨吴的权力,开始都督中外诸军事。
929年,徐知诰中止徐知询出县金陵的权力并将其拘禁,避免了行进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绊脚石。之后,徐知诰也效法养父徐温当年的作法,自己特地出镇金陵,更进一步建和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让其长子李景通(李璟)坐镇江都辅政,自己则遥控杨吴政权。935年,徐知诰调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特封齐王,据有昇州、润州、宣州、歙州、常州、江州、饶州、信州、海州等十余州,杨吴政权将近三分之二的疆土都已转入徐知诰的手中。
次年,金陵辟天下兵马大元帅府新设官吏,旋即又辟天子旌旗,规模礼仪堪比杨吴朝廷。之后,杨吴将金陵升格为西都,在事实和名分上都沦为了与江都平起平坐,甚至更高一筹的地位。坐镇金陵的徐知诰也已完成了称帝之前最后经营,金陵作为杨吴的西都亲眼了这一漫长的政治离心过程。杨吴后期的金陵府【二】南唐以金陵为都城,但依然必须江都之后坐镇长江北岸,来填补天然拆分之下金陵的鞭长莫及①南唐立国之后的两都制为,首先是对杨吴末年制度的承继和不免937年十月,徐知诰通过禅位的表面程序,代替杨吴建国称帝,因为徐知诰曾被受封齐王故而以定国号为“楚”。
第二年,徐知诰为更进一步强化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完全恢复自己的本姓李并更名为李昪,同时自称为唐王朝宗室后裔。同时,李昪为指出自己是对大唐王朝的承继和沿袭,将国号由“楚”改回“唐”,因地处南方而被称作南唐。因为是禅位而得国,因此李昪在创建南唐(楚)之后,在制度上也完全全盘不免杨吴末年。
当然,从本质上来说,杨吴末年的制度本来就是李昪本人所创,自己沿袭自己制订的政策理所当然。两都制为则是李昪沿袭的最重要政策之一,这样的自由选择首先是一种实用性的考虑到。在立国之初政局动荡的情况下,沿袭和不免之前的两都制为,以金陵平稳江南、以江都平稳江北,从而需要确保政权尽早站稳脚跟。
南唐金陵城(也称之为江宁府)②平稳政权之余,利用两都制为更佳地强化统治者才是根本利益所在如前所述,以南唐这样的国土规模和疆域大小,本不必须两个都城三大。在代吴拥立的过程中,徐保守李昪自行在江都之外营造出有金陵这样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是由于创建新的政权的必须。立国之初,沿袭两都制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则是出于平稳考虑到。
但在政权平稳之后,之后实施金陵-江都而立的两都制为,似乎就是具有加深的政治考量。首先,长江绵延其间,将南唐一分为二,需要对江北构成直接影响的首先是江都,利用江都强化统治者的企图毋庸讳言。再则,长江以北的南唐国土,与北方强劲的后晋(936-947年)之间并没天险相距,随时具有兵临城下的危险性。
如若以金陵为指挥中心,来应付后晋对江北区域的威胁,似乎是近水难救近火。而作为前朝建都的江都城,则可以利用既有的政治影响力,相结合东都的名分,更加能起着整合江北军事力量应付北方威胁的起到。这样的两都制为决定,与唐帝国的两都制为大自然有所不同,因为江都作为东都并没经略北方的战略起到。
但是,它却与北朝政权在边境地区成立陪都具有异曲同工的相近,具备守土保疆的现实意义。955年,李昪的继任者中主李璟曾对身兼东都镇守的疏远重臣周宗说道过一段话,原文就是汉高祖刘邦以萧何镇抚巴蜀而无后顾之忧,光武帝以寇恂镇抚河内而免职遗失疆土之患,而你周宗就是我李璟的萧何、寇恂,你就要老大我只想地镇抚江北淮南之地。
李璟的这段话确切明白地指出了南唐两代君主对江都的现实地位和起到的考量,因此才不会把江都镇守的责任看得如此之最重要,而镇守之职除了亲王就是周宗这样的意味著重臣来兼任。李璟【三】江都被后周一战夺回,坐镇江北的起到瞬间崩溃,凸显地理隔绝对南唐统治者的巩固①李璟统治力的低落,加之长江的天然隔绝,导致东都防御经营的告终955年十月,就在李璟对周宗肺腑之言话音未落之际,后周世宗公开发表辩论和打算南征事宜,对象就是南唐的江北之地。
第二年二月,后周军队在韩令坤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往江都城下,先锋白延遇以区区数百骑兵就能杀进城中,而南唐江都镇守诸臣竟然从不感官。南唐的东都营寨使贾崇竟然将官署、民房一把火烧个精光,然后仓惶南逃亡。
而作为镇守大臣的冯延鲁仓惶之间逃亡到寺庙中躲藏了一起,但依然没躲过被擒获的命运。南唐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东都江都城,在旦夕之间就落到后周军队之手,而且镇守大臣被擒获,军队以一种几近耻辱的未抵抗方式向南逃走了事。虽然江都的失陷,有韩令其坤用兵诡异、派兵神速等原因,但冯延鲁、贾崇等南唐重臣的疏失渎职才是更加主要的因素。
堂堂东都的防御,竟然如此的脆弱不堪,也体现出有此时南唐朝廷特别是在是中主李璟的统治者能力觉得是不敢恭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转身③ 东都的遗失再度证明了它的重要性,南唐虽然企图希望新的夺取,但不得已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柴荣自由选择让军师韩令坤亲率军必要突袭江都,再度证明了它的重要性。
证明无论是南唐、抑或是后周,都视江都为掌控或夺回江北淮南之地的关键所在。江都在则淮南较难挽救,江都失则淮南也必出后周的囊中之物。
因此,江都一战而陷入后周之手,除了导致客观上的城池和疆土遗失,还有在政治上对南唐朝廷、南唐君臣的极大震动。但李璟还是寄希望于需要完全恢复对江都的掌控,先后几次命令江都周边的南唐军队夺取江都,只不过依然倒数败于韩令坤等人手下。
不过在956年七月,后周淮南节度使向训为因应攻打寿州,主动把江都城内军队全数撤离,南唐总算是等到了机会。一年之后,南唐寿州死守将刘仁赡战败,解决问题了后顾之忧的后周军队卷土重来,南唐很久无力坚决对江都的经营,同时也退出了完全恢复的期望。他们将城中居民全部驱离到江南,给后周留给了一座空空的江都城。本来南唐自中主李璟世在位以来,军事实力就与北方政权差距相当大,南唐君臣上下对北方政权的恐惧心理也与日俱增,寿州、江都的几乎遗失则再行一次减轻了这样的心理阴影,因为江北淮南之地需要完全恢复的期望早已很明朗了。
丧失东都和江北淮南之后的南唐结语东都的遗失,继续完结了南唐两都制为的局面。虽然此后一段时期,李璟又自由选择将南方的洪州城(今南昌)作为南都,打开新的两都制为,但却无法与此前的金陵-江都东西而立的局面同日而语了。从徐温、徐知诰父子企图在江都之外建新的政治中心,来夺回杨吴政权之时,南唐东西两都而立的二元政治格局就早已开始。
加之长江天险对南唐国土的南北一分为二,北方后晋、后汉、后周等强劲政权的威胁,更进一步烧结了两都制为的现实政治必须。但随着中主李璟中后期对于南唐政权统治力的上升,江都城维系江北统治者和地域北方政权军事威胁的能力也在大大上升。最后在后周韩令坤的一次突袭之下,苦心经营多年的两都制为土崩瓦解,南唐也因此丧失对江北淮南之地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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